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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古代清官廉吏故事集萃

    发布人:李凯     发布时间:2019-10-23   浏览次数:

    曾子不受封邑

    曾子穿着破旧的衣服耕田,他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。鲁国的国君觉得这样的名人穿着破旧的衣服耕田,有失鲁国的体面,于是,就派人对曾子说,国君要封给你一块采邑,用来供给你的衣食之用,请添置几件像样的衣服吧。可是,曾子并不接受。使者往返了多次,曾子都坚持不受。使者对曾子说:“这又不是你向人要求的,而是别人赠送给你的,你为什么不接受呢?”曾子回答道:“臣闻之,受人者畏人,予人者骄人,纵子有赐,不我骄也,我能不畏乎?”最终还是没有接受。孔子知道了这件事,说:“曾参的好品德,是足以保全他的节操的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子罕以不贪为宝

    子罕是春秋时期宋国的正卿和司城,主持国政。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玉,为了巴结子罕,将它献给子罕。子罕不接受。献玉的人说:“我曾经将这块美玉献给治玉的人看,治玉的人认为是宝贝,所以才敢将它献上。”子罕说:“我以‘不贪’为宝,而你以美玉为宝。如果你将美玉给我,而我又因此蒙上了贪婪的恶名,咱们就都丧失了彼此珍爱的宝贝,与其如此,倒不如大家彼此都保留各自的宝贝。”

     

     

    公仪休拒鱼

    春秋时期的鲁国,有一位名叫公仪休的博士,因为德、才兼优而被选拔为鲁国的宰相。公仪休喜欢吃鱼,有人就送鱼给他,他拒而不受。送鱼的人说:“听说你喜欢吃鱼,为什么不肯接受我送的鱼呢?”公仪休说:“正因为我喜欢吃鱼,所以更不能接受你的鱼!我现在做宰相,自己可以买鱼吃,如果我因为接受了你送的鱼而被免去宰相之职,我自己从此就买不起鱼了,你难道还会再给我送鱼吗?这样一来,我还能再吃得到鱼吗?因此,我是决不能接受你送的鱼的。”

     

     

    清廉俭朴、后世景仰的晏婴

    春秋战国时期,奴隶主贵族生活腐朽,奢侈之风盛行。齐国丞相晏婴却清廉俭约,深为后人所称道。

    晏婴平时只穿粗布衣服,一件狐皮大衣,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,并且一直穿了三十多年。他每日吃的是粗茶淡饭。一天,他正要吃午饭,齐景公派人来见他,他把自己的饭菜分成两份,请来人共进午餐。景公知道这件事后,立即命人给晏婴送去黄金千两,以供他接待客人的开支。不料晏婴不肯接受,景公命人送了三次,他还是执意不肯收下。他向景公解释说:“作为一个大臣,将国君的赏赐用于百姓身上,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,忠臣是不这样做的;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,那就变成一个装东西的箱子,仁义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;上对不起国君,下对不起百姓,只干守财奴的事,聪明的人是不会干的。所以,请您千万不要再赏赐臣下了。”景公不解,问:“想当年,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赏的五百个村庄吗?你为什么要推辞呢?”晏婴便以“圣人千虑,必有一失;愚人千虑,必有一得”的话相对答,并认为自己虽然愚笨,但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可能是正确的。景公见他把话说到如此地步,也只好作罢。

    晏婴平时上朝,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,有时甚至步行。景公觉得他乘坐的车马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,便多次派人送去新车骏马,却都被他拒绝了。景公很不高兴,责问他为何不收。晏婴说:“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,我深感责任重大。平时,我反对奢侈浪费,要求他们节衣缩食,以减轻百姓的负担。我若乘坐好车好马,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,奢侈之风就会流毒四方。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,恐怕就再也无法禁止了。”

    晏婴的相府地处闹市,且阴暗狭窄。齐景公提出要为他修造僻静宽敞的新宅院,也被晏婴婉拒。齐景公并不死心,趁他出使他国之际,为他新建了一处豪华的府第。晏婴回国后,马上从新相府搬回了原来的住处,同时将新相府加以改造,分配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。

    晏婴到了晚年,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,还向齐景公提出将原来赐他的封地退回去。晏婴一生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所大力倡导的清俭节约的作风。司马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假如晏子还活着,我就是为他执鞭驾马,也是心向往之啊!”

     

     

    萧何拒置豪宅

    西汉开国丞相萧何,受封食邑一万余户,利禄丰厚,权倾朝野。凭着萧何的权势,足以在京城内大兴土木,置办田产。可是萧何只在终南山下买了几间没有院墙的茅屋。有人问他为何不在京城置办豪宅?萧何说,我居住茅屋,如果我的子孙贤良,可传我的俭朴家风;如果子孙不贤,房子再好,也要被权贵侵夺去。

    “布被丞相”公孙弘

    汉武帝时还有个“布被丞相”公孙弘,他食不重肉,夜盖布被。主爵都尉对皇帝说:“公孙弘位在三公,俸禄很多,然而却盖布被,说明他很狡诈。”公孙弘却说,我盖布被是学习管仲,因为这样可以过小吏一样的日子。汉武帝首肯公孙弘的节俭美德,自此,“公孙布被”传为美名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不使心灵留污点的司马迁

    司马迁任太史令时,朝中最得势的将军李广利派家人给他送来一对珍贵的玉璧。司马迁之女妹绢见到这对晶莹透亮的玉璧非常喜欢,惊呼:“太美了,真是稀世之宝啊!”司马迁亦抚摸着玉璧赞叹道:“如此圆润光洁,真是白璧无瑕啊!”女儿见父亲赞赏玉璧,更是高兴得爱不释手。不料司马迁却语重心长地开导女儿说:“玉璧贵在无瑕,人也应当如此。我是一个平庸而且地位低下的史官,从不敢以壁自喻。如果我收下这对玉璧,心灵上就会留下斑污,并要受制于人。”妹娟听了父亲的话,爽快地同意父亲将玉璧退了回去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悬鱼太守”羊续

    东汉时,羊续任庐江太守。一天,羊续的下属府丞焦俭见羊续生活太清苦,便给他送了一条活鲤鱼。面对这条“礼鱼”,羊续左右为难:不收吧,对不住焦俭的一片好心;收吧,有违自己为官清廉的道德规范。但眼前焦俭的盛情难却啊,无奈之下,只好暂且收下。等焦俭一走,他就让下人把鱼挂在庭檐下。没过几天,鱼成了一条枯鱼干,在屋檐下飘来荡去,羊续也不让人取掉。有一天,焦俭又笑嘻嘻地拎着一条更大的鲤鱼来拜访羊续,羊续笑着指了指悬挂着的那条鱼,轻轻地摇了摇头。焦俭看着这条枯鱼干,领悟到了太守的一片苦心,红着脸返了出去,从此再也不敢给羊续送东西了。这件事传开之后,府吏们为羊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,以后再也不给他送礼贿行了,羊续就有了“悬鱼太守”的雅号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一钱太守”刘宠

    东汉刘宠任会稽太守,期满升调时,从山阴县赶来了五、六位白眉皓发的老人,他们带着山民们凑的一百文钱,前来为刘宠送行。刘宠感动地说:“父老们何苦这样劳累自己?”老人们说:“我们从小在山谷中土生土长,从未见过郡府官邸。以前那些太守动不动就派官吏到民间索取钱财,不分白天黑夜,弄得鸡飞狗叫,使百姓不得安宁。自从您到任以来,夜里再也听不到狗叫,百姓们也很少见官。我们这把岁数能遇到您这样的圣明清官,真是万幸!现在听说您要弃我们而去,我们不能不来送送您。这点钱算是大家伙的一点心意。”

    刘宠见他们如此诚恳,不忍辜负了这份情意,但又不忍拿走他们来之不易的血汗钱,于是从这一百文钱中选取了一枚最大的收了下来,算是接受了他们的好意,其余的全部奉还给了老人们。从此,“一钱太守”便被传为佳话。

    刘宠出了山阴县界,就把这枚钱投到了江里,表明他的清廉自守。为纪念这位勤政清廉、为民造福的太守,人们遂称此地为“钱清”、称此江为“钱清江”。刘宠去世后,人们在绍兴修了个“一钱太守刘宠庙”来纪念他,并在临江构筑一亭,取名清水亭,当地人称选钱亭、一钱亭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四知太守”杨震

    东汉华阴人杨震,在居官荆州时,发现王密才华出众,便向朝廷推荐王密做昌邑县县令。数年之后,他调任东莱太守路过昌邑县,晚上下榻于馆驿。夜深人静之时,王密怀揣十金前往馆驿相赠,以谢杨震知遇之恩。杨震拒而不受。王密急切之下说:“天黑,无人知晓。”杨震正声说道:“岂可暗室亏心,举头三尺有神明,此事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,何谓无知?”王密一听,羞愧难当,只得收起金子,谢罪而去。此事传开,大家称赞杨震为“四知太守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贞白无私第五伦

    第五伦,字伯鱼,西汉时,其祖父第五次被迁徙到京兆长陵(今陕西咸阳东北),遂以迁徙次序为姓氏。第五伦早年曾当过京兆尹的主簿,后来举孝廉,被光武帝刘秀先后任命为扶夷(今湖北武岗)县令、会稽郡(今江苏苏州)太守、蜀都太守。章帝刘炟即位后,调入朝内任司空,成为“三公”之一。

    第五伦生性正直,同情百姓。无论在哪儿做官,都以为民解忧为己任。早在他担任京兆尹主簿时,具体负责长安城内的市场交易。他认真校正秤、斗、尺等度量衡器具,严格市场管理,很少发生缺斤缺两的事。即使买卖双方有时出现争执,只要他一出面,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。担任会稽太守时,他发现当地素有迷信鬼神的风俗。每逢过节,民间都大量杀牛祭神,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。于是,他明令禁止,违者惩处。如此一来,流行多年的歪风很快杜绝,劳苦大众无不由衷地感激。在蜀郡太守职位上,他鉴于郡府中的属吏从官皆多豪富,有的钱财竟达上千万。他们上下班都乘着华丽的车子,骑着高大肥壮的骏马,耀武扬威,神气十足。在他们的影响下,其他人也都竞相摆阔气,讲排场,致使百姓叫苦连天。于是,他又毅然采取措施,将富户出身的官吏全部裁汰,另选清贫正直之士替代,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腐倡廉。从此,当地不正之风渐渐消停,吏治得到明显改善。与此同时,他还认真考核每一个属吏,向上举荐了很多德才兼备者,其中不少人,后来都受到朝廷重用。

    第五伦一身正气,凡事秉公而行,从不曲意逢迎。汉章帝时,外戚当权,先是马皇后之兄马寥、马防、马光同时身居要职,手执大权,威震朝野;后是窦皇后之兄窦宪掌管禁军,出入朝廷,红极一时。不少仕宦之人犹如墙头草,随风摇来摆去,毫无个人主见。第五伦却出污泥而不染,始终保持着一身清白。他认为:戚族过盛,应防止他们骄奢擅权,危及朝政。便屡屡上书,抨击时弊,要求抑制外戚势力。他还明确提出:“对外戚可封侯以富之”,但不能“职事以任之”。结果,得罪了不少有权势的人。这些人同流合污,常常在章帝面前进谗言,致使他一度受到皇帝的冷落。但他毫不气馁,依旧刚正不阿,不入俗流。为此,时人将他同西汉时期的诤臣贡禹相媲美。

    第五伦虽然身居高位,俸禄优厚,但他从来不骄不奢,不淫不逸,生活十分节俭。在他担任太守时,常常自己动手割草喂马,妻子亲自下厨房烧火做饭。每领到俸粮,除留下自己一家食用之需,全部赠送或以最低价格卖给百姓中较为贫困的人。升为司空后,他依然“不修威仪”。除上朝时乘着一辆瘦马拉的旧车外,平时穿布衣,吃糙米,徒步而行。比起一般人来,第五伦还有一个独到之处,那就是勇于自我剖析和自我批评。有一次,有人问他:你一向尽心公事,难道就没有私情杂念了吗?他诚恳地回答道:有。并且举例说:以前,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,我虽然没有接受,但每逢三公选拔人才,我心里总不能忘记那个人。尽管那人最终并没有被录用,却说明我仍然有私心。再就是:我的侄子生病时,我一夜曾去看他10来次;我的儿子生病时,有一次没能去看他,竟落得彻夜未眠。若是其他人的孩子生了病,我就不可能会这样。这不说明我还有私心么?

     

     

    孔奋:处膏腴不自润

    孔奋,字君鱼,扶风郡茂陵县(今陕西兴平)人。东汉名臣,曾任河西大将军窦融幕府议曹掾、姑臧县长、武都郡丞、武都郡太守。所到之处廉洁自律,奖善惩恶,爱憎分明,为政清平,深得百姓敬重。

    东汉建武五年(29年),孔奋任姑臧县长。姑臧因与羌胡通商,是个富县,以前到姑臧当县长的,不到几个月,就能积聚很多财富,而孔奋任职四年,财产毫无增加。因他身处膏腴之地却不能以财自润,所以为众人所嘲笑,但孔奋坚守节操,不改初衷。离任时,河西守令装载财物的车辆充斥道路,只有孔奋毫无资财,单车上路。当地吏民羌胡为报恩,聚集追赠财物千万以上,孔奋唯谢而已,一无所受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诸葛亮“鞠躬尽瘁”

    诸葛亮辅佐刘备转战南北,屡建奇功,建立了蜀国。他一生位高权重,却自奉甚简,不谋私利。生前,他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对自己的财产、收入进行了申报:“成都有桑800株,薄田15顷,子弟衣食,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,无别调度,随身衣食,悉仰于官,不别治生,以长尺寸。若死之日,不使内有余帛,外有盈财,以负陛下。”诸葛亮去世后,其家中情形确如奏章所言,“内无余帛,外无盈财”。诸葛亮病危时,曾立下遗嘱,要求死后把遗体安葬在汉中定军山,丧葬力求节俭简朴,依山造坟,墓穴只求能容下一口棺木即可。入殓时,只穿平时便服,不放任何陪葬品。这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死后的最高要求,其高风亮节实为可圈可点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田豫“不收怀金”

    田豫,三国时期官拜魏国大将军。田豫是位难得的清官,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他清廉节俭,赏赐给他的东西,常常分送给将士们。凡是胡、狄部落偷偷送给他的财物,他都记录在册并送入官仓,从不拿到家里去,所以他家非常清贫。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中记载了田豫不收怀金的故事:鲜卑族素利等部落,常来拜见田豫,并送上牛马等礼物,田豫就把这些礼物转送给官府。这些部落的使节认为以前送给田豫的礼物太显眼,不如送黄金,就秘密地怀藏三十斤黄金,对田豫说:“希望避开左右的侍从,我有话要说。”田豫让身边的人回避,部落来使跪下说:“我们看到您十分清贫,所以送您一些牛马,但您却把它们交给了官府。今天秘密地送些黄金给您,可以作为您家中的财产。”田豫暗想,如果当面拒绝,恐怕会伤了和气,于是就故意张开宽大的衣袖,收下了黄金,并感谢他们的好意。等到部落使节回去后,田豫立即将这三十斤黄金全部交给官府的库房。魏文帝了解这一情况后下诏表彰他说:“春秋时有个魏绛,为表示与戎族友好,光明正大地接受他们送来的礼物。现在你举袖接受鲜卑送来的黄金而交公。你这种做法,我十分赞赏。”魏文帝还赏赐他绢五百匹。他分一半藏在公家的小仓库里,以备奖赏给立功的将士,另一半则送给部落使节,以答谢他们送来黄金的情意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陆绩“廉石”压舱

    三国时东吴廉吏陆绩,官至郁林太守。当时,郁林辖境广阔,包括了现在广西除桂林、梧州之外的大部分地区。历任郁林太守,离任时都宝物充斥,满载而归,但陆绩为官清

    廉,不义之财,一毫不取。他当了几年太守,任期届满,辞官归乡之时,行李空空。艄公见货物太轻,便说:“船装得大轻,遇到风浪,容易翻船。你一家四口,所带的东西还不如一介寒士。船太轻,得想办法增加重量才行。”陆绩与艄公商量,买了两大瓮咸菜和一担笋干搬上船。但船还是吃水很浅,不敢开行。情急之中,陆绩忽然看到岸上有一块大石头,足有七八百斤重,于是便请人把它搬上船。有了重石压舱,船便开始远航。船到家乡,消息传开,那块石头便被当地士人收藏起来,并吟诗赞颂,称之为“廉石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父清子廉留美名

    三国及西晋初期,胡质、胡威父子皆以清廉著称于世。魏文帝时,胡质官至东莞太守、荆州刺史,后加封振威将军,赐爵关内侯;其子胡威,晋武帝时官至青州刺史。胡质在曹操当政时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吏,他之所以日后官职显要,既不靠逢迎拍马,也不靠贿赂开路,而是靠自己的清正廉洁和勤勉政绩。魏文帝曹丕在位时,胡质任东莞太守。他在东莞九年,政通人和,上下称颂。任荆州刺史后,他的政绩依然卓著。胡质病逝时,“家无余财,惟有褐衣书箧而已。”胡威受父亲胡质的影响,年少时就有志继承和发扬其父的清廉美德。有一年,胡威去探望在荆州当刺史的父亲,由于家中并不富裕,以至于去看望父亲时竟没有一车一马,也没有仆人随从,只好骑着毛驴独自上路。途中住宿客栈时,胡威自己劈柴、做饭、放驴。同住客栈的得知他是刺史之子后,无不惊讶,又无不钦佩。在荆州小住几天后,胡威向父亲辞行,胡质很想拿点东西表示一下做父亲的心意。翻来翻去,胡质总算翻出了一匹绢。胡质望着临行的儿子,深有感触地说:“父亲虽官居刺史,但我一生只食俸禄,这匹绢你拿着,就算为父给你路上的盘缠吧。”可没想到胡威不但不领情,反而责问父亲:“人们都说您清正廉洁,为官不贪不沾,不知道此绢从何而来?”胡质先是一愣,然后解释道:“这是我节余下来的,用来给你作盘缠。”胡威这才放下心来。后来胡威历任徐州刺史、青州刺史等职,他也同父亲一样廉洁自律,克己奉公,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。 晋武帝司马炎闻知胡氏父子为官清廉的美名后即召见胡威,对他父子二人的廉洁奉公大为赞赏。太康元年(公元280年),胡威卒于青州刺史任上,朝廷因其政绩突出,且为官清廉,特追赐他为镇东将军,加封谥号为“烈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王恭身无长物

    东晋王恭从盛产竹子的会稽任职期满回到建康,王忱来看他,发现他用的竹席很好,便向他讨要。他把竹席送给王忱,自己坐草席。王忱说:我以为你从会稽回来,一定会有很多的竹席,所以才向你讨要一条。王恭说:你不了解,我把这条竹席送给你,便“无长物”(没有多余的东西)了。后来以“无长物”比喻清贫廉洁。白居易曾写诗赞道:“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山涛陈丝藏阁

    西晋山涛曾任吏部尚书,执掌全国官吏的任免升降大权。有个名叫袁毅的贪官,给山涛送来了100斤蚕丝,以求庇护提挈。山涛正颜厉色地说:“送礼纳贿,污浊官场,败坏吏治,徇情枉法,均由此而起,故历来为正人君子所不齿,更为我平生所恶,此戒断不可开。”袁毅留下蚕丝,抽身走了。山涛便唤来篆吏,将百斤蚕丝的来由叙说一篇,并当众将丝高置于阁楼上,说:“自今日起,但见馈送者,均以此为率。”若干年后,袁毅出了事,被抓了起来。这时,山涛令人从阁楼上取下“积年尘埃,印封如初”的百斤蚕丝,交给了官库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徐勉“誓将清白留子孙”

    徐勉,南北朝时梁朝东海郡郯县(今山东郯城北)人。他一生身居高位,但从不营置家产。平时所得的俸禄,大都分给了亲族中的穷困者,因此家里没有积蓄。他的门客和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后代置点产业,他回答说。“别人给子孙留下财产,我给子孙留下清白。子孙如果有才能,他们自会创家业;如果他们不成材,即使我留下财产,也会转到别人手中去。”徐勉曾写信告诫儿子徐崧说:“我们家世代清廉,所以平常日子过得清苦。至于置办产业这件事,从来就没有提及过,不仅仅是不经营而已。……古人说:‘以清白的名声留给子孙,不也是一份很丰厚的遗产吗!’又说:‘把整筐的黄金留给子孙,不如教他们攻读一门经书’。仔细研究这些言论,的确不是空话。我虽然才能低下,但有自己的心愿,幸得遵奉古人这个教训去做,就不敢半途而废。自从我身居高位以来,将近三十年,一些门人和老朋友极力劝我趁有职有权时见机行事,有人劝我购置田园;有的人劝我开设商店客栈,或者搞点水上运输,也会经营生利,发财致富。像这样一些意见,我都拒绝采纳。这并不是我要学汉朝的公仪休那样不与民争利,只是想避免后代为争夺财产而闹得一塌糊涂……”徐勉终生洁身不贪,言传身教,为子孙树立了榜样。更有远见的是,他不为子孙置办产业,而是将宝贵的清白遗给后代,让后人享用无穷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吴隐之饮“贪泉”以明志

    东晋元兴初年(402~404),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。当时,广州富商云集,富甲一方。历任广州刺史都乘机聚敛财富,离任时个个腰缠万贯。吴隐之南下广州赴任,途径石门。石门有个泉水叫“贪泉”。据说,过往官吏一饮此水,便贪心大发。吴隐之走到泉边,掬泉而饮,自信不能改变自己的廉洁操守,并赋诗一首:“古人云此水,一饮怀千金。试使夷齐饮,终当不易心。”他以古代贤人伯夷、叔齐自励,以明心迹。在广州任上,他生活俭朴,任满乘舟北归,行囊空空。其妻刘氏携带沉香一斤,吴隐之发现后,命投入水中。后世追慕其廉洁,称石门下游沙洲为沉香浦。后人在“贪泉”建碑,以警贪官污吏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任昉“不以一物还故乡”

    任昉,字彦升,乐安博昌(今属山东)人。南朝萧梁时曾任新安太守。任昉一到新安,就经常访查四乡。他衣着普通,手持拐杖,带着几名随从,徒步在乡间小道上。遇到百姓申诉,就在路边迅速处理。任昉关心民众疾苦,他有这样的规矩:凡郡内八十岁以上的老者,每年都派遣郡、县属官上门访贫问苦,了解情况,遇有困难,马上解决。郡内产有杨梅等山珍,历来每年都要为太守采办一些。任昉看到采办危险很大,就下令停止。老百姓都高兴地说:这真是百余年来没有过的好事呀。很不幸的是,任昉因病在任上去世。临终留下遗言:“不许以新安一物还都!”他的后事也十分简单:杂木为棺,旧衣入殓。办完丧事,他家里除了还有二十石桃花米之外,就别无他物了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苏焯为官先治心

    苏焯是西魏时期的廉吏,权大不贪,堪称当朝楷模。大统十年(544),苏焯任大行度支尚书,领著作兼司农卿,管财政,司文墨,可谓位高权重。官这样大,他想的不是自己,而是天下的安危,并向朝廷提出了6条建议,全部被采纳,并作为“六条诏书”颁发。这6条之首是为官要“先治心”,他把“清心”列为第一要务。“清心”,就是不贪财。他说到做到,自己带头毕生奉行。

    苏焯认为,要做到“心如清水,形如白玉”,其关键在于自奉俭约。为此,他不为自己谋置宅地田产,严禁家人仗势聚敛钱财,保持清廉洁白的家风。由于他家教严明,他的儿子苏威做了隋朝的重臣后,仍然秉承父命,“行已清俭,以廉慎见称”,被史家所称颂。

    苏焯“心如清水,形如白玉”,便成了朝中楷模。当时,西魏的大权握在丞相宇文泰手上。宇文泰敬重苏焯的人品,对他十分信任,每次外出,便预先留下一些署过自己印章的空白公文纸,让苏焯“随事施行”,允许他以丞相之名行使临时处置的权力。但桩桩件件,苏焯都秉公办事,绝无偏私。

    苏焯49岁去世时,人们发现,他家无余财。秉承苏焯的遗志,宇文泰用一辆素车,将他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。启程之日,宇文泰率满朝文武徒步跟在车后,哭送灵车达于郊外。到灵柩下葬的当天,宇文泰又派专人,以祭祀的最高规格——“太牢”祭奠他,并亲自写了祭文,盛赞苏焯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唐太宗劝廉 “百字箴言”

    唐太宗李世民为劝诫臣下恪尽职守,廉洁勤政,给文武百官写下了《百字箴言》:“耕夫碌碌,多无隔夜之粮;织女波波,少有御寒之衣。日食三餐,当思农夫之苦;身穿一缕,每念织女之劳。寸丝千命,匙饭百鞭,无功受禄,寝食不安。交有德之朋,绝无义之友。取本分之财,戒无名之酒。常怀克己之心,闭却是非之口。若能依朕之言,富贵功名可久。”此《百字箴言》可谓用心良苦,语重心长,至今对我们仍有教益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清慎太过”的陆贽

    唐朝宰相陆贽一生清正廉洁,分外之财,分毫不取。唐德宗见他一贯“苛求”自己,便下发一道密旨,责备他“清慎太过,诸多馈赠,一皆拒绝,恐事情不通过”,并说“如不接受贵重礼物,细小物品如鞭靴之类,受亦无妨。”但陆贽却回复道:收重礼是受贿,收薄礼也是受贿,“贿道一开,展转滋甚”,“利于小者必害于大”,“涓流不息,溪壑成灾”,肃清贿赂之风要从上面做起,率先垂范。陆贽母亲去世,按制要守墓3年。各地藩镇有意巴结这位“内相”,都纷纷赠送厚礼。但是陆贽说:“我母亲去世,是我私人的事,诸位与我非亲非故,厚馈的奠礼我是绝对不收的,请诸位拿回去吧!”结果陆贽一无所取。守墓时,陆贽生活相当贫困。为了节省开支,他一直蜗居在洛阳篙山丰乐寺里,靠着好友韦皋的按月资助,才度过难关。身为宰相高官,连母亲的丧葬费用也要靠友人接济。陆贽为官的清正廉洁,由此可见一斑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清风肃然”的杜暹

    唐朝名臣杜暹,初补授婺州参军,唐玄宗时任郑县县尉、监察御史、安西副都护、光禄大夫、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。在补授婺州参军期满离任时,同僚们送给他一万张纸。当时纸很贵,人们常以存纸多少来表示富有。可杜暹只取了100张,以示领受了同僚们的情谊。公元716年,杜暹迁升监察御史。当时,安西副都护与西突厥可汗发生矛盾,双方均上奏朝廷指责对方。为了弄清事实真相,朝廷便命杜暹前去处理。杜暹先到西突厥调查,西突厥见朝廷派人来,设宴招待,并拿出许多金子赠送杜暹。杜暹再三推让,随从见此情况,委婉地劝杜暹:“来到边陲,不可失去当地人的情谊,否则会影响边疆的稳定。”杜暹不得已收下。等到席散人空后,杜暹命随从把赠金埋在了自己住的帐篷下面。几天后,杜暹离开西突厥,行至半路后,用公文通知可汗,让他们将埋在帐篷下面的金子收回。西突厥可汗既吃惊又感动,对他的清廉非常敬佩,上奏朝廷希望杜暹到安西任职。朝廷得知后,即命杜暹为安西副都护。杜暹在任副都护的四年里,“绥抚将士,不惮勤苦,甚得民心”。公元740年,杜暹病重弥留之际,对儿子说:“我死后,不要收人吊祭的财物。”史家称他“清风肃然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与其浊富、宁比清贫”的姚崇

    姚崇曾先后在唐朝三位皇帝手下任宰相,并协助唐玄宗实行改革,除掉弊政,为实现“开元盛世”做出过重要贡献。但他自奉俭约,清廉寡欲,曾作《五诫篇》,提出“为政以公,毫厘不差”,“其身既正,不令而行”,“与其浊富,宁比清贫”等主张,带头移风易俗。他身为宰相,却不置府第,住在离朝廷很远的地方。他上朝处理完公事,往往因路远,天黑前不能回家,就住在附近的罔极寺里。唐玄宗批准他全家搬入四方馆(属中书省)居住,但他以那里有众多文书,不适合家人去为由,始终住在旧址。开元四年,姚崇因儿子广通宾客,受人馈赠,觉得自己身为宰相,愧对国家,加上中书省主簿赵诲“受胡人赂”,便自请辞职。开元九年,姚崇因病去世,留下遗嘱,要求自己死后入殓,只穿平常衣服,一切从俭,并告诫子孙:“汝等身没之后,亦应由子孙依吾此法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清风常在”的卢钧

    唐代廉吏卢钧,一生清廉自守,至死不渝。唐文宗开成元年,卢钧出任广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岭南节度使。广州商贾云集,贸易繁盛。他上任后,行商坐贾们按照“老例”,纷纷向他送上厚礼,谋求关照。但卢钧以节操为重,一概不受。当地居民无不敬佩,“时称清廉”。他“专以清静为治”,严格约束部下,维护社会秩序,安抚饱受侵夺的沿海百姓。唐代自贞元以后,不少中原人士、官员因罪被放逐岭南,流离失所,生活贫困,虽遇赦亦无力返乡,卢钧悲天悯人,拿出俸禄施救,流人“疾病死丧,则为之医药殡殓,孤儿稚女,为之婚嫁,凡数百家”。百姓“服起德义,令不严而人化”。卢钧一声辗转南北,在各种职位上,他都心怀仁恕与至诚,采取相应措施,减轻百姓负担,发展生产。他出将入相,位极人臣,平时衣着却“不为鲜明”,一如平常之人。他不治产业,87岁去世时,家无余财。唐宣宗颁发诏书,称赞他“和气不衰”、“清风常在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一生清正、万世流芳的崔戎

    崔戎,字可大,唐代博陵(今河北定州)人。他由科举入仕,以关心百姓疾苦利害为己任,积极主动地为百姓办好事。在担任剑南宣抚使时,他上疏朝廷,请求废止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“姜芋钱”,取消税外增税,使百姓负担合理,公私兼顾,获得百姓爱戴。

    崔戎关心百姓疾苦,以在华州刺史任上最为显著。唐代中后期,吏治日趋腐败,官吏贪污受贿习以为常,反之倒显得不正常。按照惯例,华州专门“置钱万缗为刺史私用”。崔戎到任后,对这笔钱分文不动。他离任之时,为了革除官场这个弊端,就召来部下说:“这些历年积累所得的钱财,全部留给军队,专门用来改善士兵的生活。”华州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后,非常敬佩这位清廉爱民的刺史,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。尽管他将升为兖海沂密观察使,但百姓依然不愿让他走,他离开那天,华州百姓扶老携幼,蜂拥而至,阻断了道路,使他无法上路。父老们甚至脱去他的靴子,弄断了他的马镫,以此举表达决意挽留之情。一些人还聚拢到负责调动官吏的专使面前哭诉,求专使上奏皇帝,收回成命。专使深为感动,答应代为禀奏。

    崔戎行程被阻,脱身不得,便劝慰百姓不可违抗朝廷旨意。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:“挽留大人,触犯了皇帝,皇帝不过是杀我们几个带头前来的无用老人。只要大人还能留在华州,我们就是被杀,也心甘情愿!”

    这样由白天僵持到黑夜,百姓依然不肯散去。崔戎迫于无奈,只得半夜里单身匹马,悄悄溜走。父老们发现后,便挑灯追赶,直到明知再也追赶不上了,才返回华州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杜甫拒开“后门”

    杜甫生不逢时,一生颠沛流离,艰苦备尝。唐代宗广德二年,经两川节度使严武举荐,他当上了检校工部员外郎。虽然有了个官职,但俸禄菲薄难以温饱。一天,一位客人远来,说是久仰先生诗名,特来送给他一条价值千金的丝织锦褥。客人介绍说:“这条锦褥用来铺垫,可隔绝的潮湿,用作挂壁,可作画图欣赏,而且图案还能驱邪,使室中雅静,便于先生吟咏。”杜甫虽然很欣赏锦褥的精美,但他想到里面另有用意。因为两川节度使严武的父亲严挺,是杜甫的老友,客人必是想利用这层关系,求他找严武办事。一探问,客人果有此意。于是,他坦诚地对客人说:“你的好意我心领了,这条褥子我不能收。”客人还想说服杜甫收下礼物,杜甫却语重心长地向他讲起了做人行事的道理:要安守本分,没有权不要争权,有了权不要滥权;要安贫乐道,不能贪婪聚敛,收受不义之财。客人听了大受感动,终于收回锦褥。事后,杜甫还挥毫写了一首五言叙事诗:“客从西北来,遗我翠织成。开缄风涛涌,中有掉尾鲸┄┄锦鲸卷还客,始觉心和平。”这首诗是诗圣拒收厚礼、拒开后门的名作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勤政爱民的何易于

    晚唐时,四川益章县令何易于,勤政爱民,清廉正直。一次,利州刺史崔朴带着随从、宾客泛舟春游。当时,官船行至何处,就从当地征夫拉纤。当官船行至益章时,有人发现拉纤的人中有县令何易于,于是就报告崔朴。崔朴得知后很吃惊,便招来何易于:“你身为县令,为何亲自拉纤?”何易于答:“方春,百姓忙于耕地、养蚕,时间非常宝贵。我足为县令,但没有其他事,所以来充役拉纤。”听完他的话,崔朴等一帮人满脸通红,赶忙下船,骑马走了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清廉若水”的赵轨

    北周赵轨,河南洛阳人,自幼勤奋好学,注重自身品德修养,以廉慎自居,不营产业。他担任齐州别驾时,先以才干闻名,后来其廉正节操也为人们所更多地了解。其东邻院内种着桑树,树枝伸进赵轨家院里,桑匿熟后落入院内,赵轨见了,忙叫家人捡起来,全部还给东邻,并告诫儿子说:“我这样做,决不是为了求名。不是自己的劳动果实,不应该要,你们要以此为诫。” 赵轨在齐州四年,政绩显著,被调为京官。他离任时,百姓纷纷来送,痛哭流涕,不愿赵轨离开。一年迈长者代表百姓捧着一杯清水敬奉到赵轨面前,激动地说:“别驾在此任官,从不受贿纳物,一点一滴也不沾老百姓的,如今您要走,我们不敢以酒相送,您清廉若水,特献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。” 赵轨接过水杯,一饮而尽,含泪与百姓告别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清慎奉公、天下为最”的裴侠

    裴侠,山西解州人。周文帝命他任河北郡守,他手握一方钱赋,但他生活十分俭朴,仍“躬履素俭,所食惟菽麦盐菜而已”,一天三顿粗茶淡饭。河北郡原来有个规定,设置渔夫猎夫30人,捕鱼射猎,以捕获物供应郡守;设壮丁30人,专供郡守役使。裴侠将这些统统革除,下令将他们的劳动所得交公积攒,留做公家买马使用。日子一久,马匹买了一群。他去职之日,马一无所取,钱一文不要。百姓怀念他,做歌传唱说:“肥先不食,丁庸不取,裴公贞惠,为世规矩。”周文帝赞赏他是“清慎奉公,天下为最”。裴侠有两个堂兄弟,见他家无余财,劝他说:“为官一场,应该功名利禄俱丰,吾辈兄清苦如此,图什么呢?”裴侠回答:“清廉乃为官之本,节俭为立身之基。我清廉自守,不为沽名钓誉,而是志在修身;我固守穷困,是怕有辱先辈的清明名啊!”

     

     

    宋太宗的“戒贪碑”

    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,在审阅灭亡的后蜀国主孟昶对臣下的训谕中,发现孟昶撰写的诫饬官吏的铭文对臣下很有用,于是,便从中摘取了“尔俸尔禄,民膏民脂;下民易虐,下天难欺”十六字,令在全国各州、府、县衙署大堂前,刻石立碑,提醒各级官员要公正廉明,不要贪赃枉法。此碑称之为“戒石铭”,也称“戒贪碑”。 这“戒贪碑”用了几百年,历经元、明两代,后有人以出入不便为由,将立石改为牌坊,文字刻在牌坊上,戒石遂废。现在戒石看不到了,但保定市“直隶总督署”旧址还保存着完好的木牌坊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为官如清水”的包拯

    北宋廉吏包拯,官至枢密副使(副宰相),为官一生清廉,不畏权贵,最恨贪赃枉法。他说:“廉者,民之表也;贪者,民之贼也”,民间称他为“包青天”。包拯曾任端州(今广东肇庆)知州,端州盛产端砚,是“文房四宝”之一,佳者片石千斤。宋代规定每年要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量的端砚。历任知府借机加倍勒索,中饱私囊,搞得怨声载道。包拯到任后,下令只按进贡数量制作,一枚也不许多要。离任时,他将有人悄悄塞在他行李中的端砚投入江底。“为官如清水,不持一砚归”传为佳话。包拯60寿辰时,他吩咐家人,一概不收寿礼。不料皇帝第一个送来了寿礼,家人不收。皇宫派来的太监要来一张红纸,在上面写道:“德高望重一品卿,日夜操劳似魏征。今日皇上把礼送,拒礼门外理不通。”包拯看后,挥毫题诗:“铁面无私丹心忠,做官最忌念叨功。操劳本是份内事,拒礼为开廉洁风”,巧妙地辞去了皇礼。包拯晚年一子,他死时,儿子才五岁。他留下的遗训是:“后世子孙仕官,有犯脏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。亡殁之后,不得葬于大茔(祖坟)之中,不从吾志,非吾子孙。”他要求把这个遗训刻在石上,砌在堂屋的东壁“以昭后世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心忧天下的范仲淹

    范仲淹(989年—1052年)是北宋名臣,廉洁奉公,以天下为己任,节操高尚,名垂青史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就是他人生的座右铭。

    范仲淹关心百姓疾苦,敢于直言进谏。朝廷从陕西征购木材,运往东京(今开封)广修宫殿。他认为因大兴土木而加重百姓负担,乃是弊政,即上疏反对,宋仁宗“以仲淹为忠”。明道二年(1033),蝗灾、旱灾十分严重,他奏请朝廷,派使节巡视,赈济灾民,却未获答复。他气愤已极,冒着丢官甚至杀身之祸,当面质问宋仁宗:“宫中如果半天不吃饭,会怎样?江淮等地百姓吃不上饭,怎能熟视无睹,不予救济?”仁宗被问得无言以对,就派他去灾区安抚饥民。范仲淹救灾完毕回京,便把饥民吃的“乌味草”带回京呈献仁宗,请他传示六宫与贵戚,以劝诫他们少些奢侈挥霍。

    权臣吕夷简徇私舞弊,容不得范仲淹直言敢谏,便指使人暗中威胁范仲淹:“汝既非言官之任,就不得妄议军国大事”。范仲淹无所畏惧,当即表示:宁可丢官丧命,也不姑息奸恶。吕夷简看吓不倒他,便调虎离山,让他去管开封府。“天下繁难数开封”,这里皇亲国戚、官僚世家、横行不法之徒众多,管理者动辄得咎。然而范仲淹一到任,“决事如神”。当时,有内侍仗势为恶,掠夺财富,鱼肉人民。他查清事实,一一开列其罪,疏奏朝廷严惩。他知道处境险恶,给子女留下遗言说:“吾上疏,严斥君侧小人,必得罪已死。吾即死,汝辈勿复仕宦,但于坟侧教授为业。”由于他视死如归,严惩邪恶,使开封“肃然称治”。

    后来范仲淹在抵御西夏入侵中立了大功,官至参知政事,依然一贯为政清明,十分节俭,还最爱周济他人。一次他被贬出京,家财只3000匹绢,全部分送于人。家中妻子衣食,仅能自给。他“虽位充禄厚而已贫终其身”,“其殁之日,身无以为殓,死无以为丧。”

     

     

    公正无私、节俭爱民的欧阳修

    欧阳修(1007一1072)字永叔,号六一居士,庐陵(江西吉安)人。幼时因家穷无钱读书,便在昏黄的灯光下由母教授。无钱买纸笔,便用荻草为笔,以沙滩为纸,练习写字。终因发愤读书,后科考入仕。欧阳修为官后,荐人出以公心,外举不避仇。嘉枯6年,他任参知政事,皇帝要他举荐3个可任宰相的人,他举荐了吕公著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。吕公著的父亲吕夷简曾诬陷过欧阳修,害得欧阳修下大狱;司马光、王安石,与欧阳修政见不一,矛盾尖锐,曾使其遭贬。但欧阳修并不计较这些,世人无不敬服。欧阳修痛恨贪官污吏,敢于同贪官污吏斗争。守边将军葛宗吉贪污巨额军费,建造华丽宅第,大肆挥霍。案发后,有人主张从宽发落。欧阳修坚决反对,认为不严惩无以劝善。淮南转运使吕绍宁,搜刮10万现钱进献朝廷,企图取媚升官。欧阳修上奏:“吕绍宁刚至淮南,竟用何术,于何处得10万钱以进,若是搜刮所致,则百姓困苦不堪。”经派人核查后,将吕绍宁以苛剥人民、谋取私利而治罪。 欧阳修为官主张节用,反对浪费。至和元年,全国苦旱无雨,国穷民困,而宋仁宗还在大兴土木,营建不停。欧阳修尖锐指斥那些迎合皇上、鱼肉百姓,竭天下之财、兴无用之役的官吏,说他们是“但欲广耗国财,务为己利,恣侵欺于官场,图酬奖之功劳”。他坚请宋仁宗停修宫殿,养民力,节财用。欧阳修为宫40余年,尽管仕途坎坷,三起三落,但他刚直不阿的品格,不畏权贵的精神,廉洁奉公的作风,谦虚为人的美德,始终不变。加上他著作等身,诗文冠世,因而赢得了当世和后代的景仰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耿直清廉的苏轼

    苏轼号东坡居士,四川峨眉人。他一生仕途多舛,屡遭串逐。其原因,是由于他“见事有不便于民者,不敢默视,托文以讽,庶几有补于国”。他太有棱角,是非分明,因而不容于污浊的封建官场。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,但一些政策脱离实际,恶吏又因缘为奸,因而利民之法变成扰民。苏轼提出批评,辩论激烈,为此他被外贬。宋神宗死,王安石闲居,守旧派废止新法,要将免役法重新改为差役。而苏轼深知,差役“法久多弊”,且官吏恣虐,百姓因差役而多破产。已回朝任中书舍人的他,站起来坚决反对,力主“免役不可改,差役不可复”。于是,守旧派又把他贬逐出朝。苏轼虽然身为逐臣,但在地方上依然不畏奸佞,执法严明。在杭州,富豪颜巽及其子颜章、颜益共为奸凶,枉法贪赃,还集众惊扰一方。苏轼依法逮捕颜氏父子,刺配牢城,为当地除了一祸害。在定州,他对吏治严加整饬,将贪污不法者刺配于远恶之地,赌博成性者处于杖笞,并加强纪律,训练士兵,使北部边关守备加强。苏轼为官40余年,始终戒奢崇俭,清廉自持。在放逐黄州时,他耕耘与东坡之上,披星戴月,“日炙风吹面如墨”。由于“廪入既绝”(不再发薪俸),他一度过着“向人乞米何曾得”的日子。为此,他定出严格节约计划,每日用钱不越过150文。月初,取钱4500文分为30串,悬于梁上,用长叉日取一串;维持最低生活。他在《前赤壁赋》中写到:“且夫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”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品格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心系苍生的司马光

    司马光与王安石、苏轼是同一时代人。他官至一品宰相,位高权重,本来可以家财万贯,但他心忧天下苍生,生活一直十分简朴。那个时代,土地兼并十分剧烈,“势官富姓,占田无限”,天下半数田亩都归了他们。而司马光为官近40年,只在洛阳有薄田三顷,他妻子死后无以为葬,只得典了田置办棺椁。司马光对己则省吃俭用,对穷困亲友则慷慨解囊,经常周济他人。庞籍死,遗下孤儿寡母,司马光便接来供养。他年老体弱后,友人刘贤良想用50万钱买一婢女来照料他,他回信谢绝说:“吾几十年来,食不敢常有肉,衣不敢有纯帛,多穿麻葛粗布,何敢以50万市一婢女乎?”此言坦露了他的心灵。熙宁、元丰年间,司马光居住洛阳,潜心著述。他的住所是仅能避风雨的茅屋草舍,三九寒天,北风呼啸;炎炎夏日,又酷热难耐。司马光只好穿地丈余,入住地下。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,他撰写了一部光耀千秋的不朽之作——编年史《资治通鉴》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明太祖“四菜一汤”倡廉风

    公元 1368年,明太祖朱元璋借农民起义之势推翻元朝,当上皇帝后,由于连年战争,再加上天灾,百姓生活十分困苦。可那些达官贵人穷奢极欲,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。朱元璋为巩固政权,整肃吏治,决心治一治腐化奢靡之风。一天,适逢皇后生日,朱元璋趁众位大臣前来贺寿之机,有意摆出普普通通的“四菜一汤”宴客,以此提醒文武百官。第一道菜是炒萝卜,第二道菜是炒韭菜,第三和第四道菜是两大碗青菜,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。宴上,朱元璋当众宣布:“今后众卿请客,最多只能是“四菜一汤”,这次皇后的寿筵即是榜样,谁若违犯,严惩不贷。”从此,“四菜一汤”在明初成为定律,有效地整肃了吏治,制止了奢侈之风,改良了社会风气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三不”清官的海瑞

    明朝海瑞,一生经历了正德、嘉靖、隆庆、万历四个皇帝。他一生敢于直言,坚持正义,被誉为“不怕死、不爱钱、不立党”的清官。嘉靖三十二年,海瑞在福建南平县当老师时,他教育学生不许给先生送礼,逢年过节,也不得给先生送酒菜,所有俗例一概免除。步入仕途后,他一如既往,穿布袍、吃糙米、食自己种的菜。一次,在为母亲做寿时,他只买了两斤肉,在百姓中传为佳话。他知道百姓贫穷,去农村巡视时,命部下挑着菜和米随行,自己开伙,从不扰民。他一生未置田产,只依靠祖上留下的十亩地养活一生。海瑞临终前三天,兵部派人送来的柴金费多了七钱银子,他命部下送了回去。海瑞死后,其下属佥都御史王用汲在料理他的丧事时,看到他全部家当只有十多两银子,绫、绸、葛各一匹,所有帏帐十分破旧,清贫得连一介寒士都不如,忍不住哭出声来。丧船过江,两岸站满了送葬的人群,奠祭哭拜的人,百里不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两袖清风”的于谦

    明代著名政治家于谦,曾任兵部右侍郎兼巡抚河南、山西都御史。上任时只乘普通骡车,无锣鼓仪仗,无卫兵侍从;明查暗访时,也都轻骑而行,从不惊扰百姓。当时,外官每年回京述职,都得向权臣国戚送重礼。但于谦一身正气,不随波逐流,每次都是两手空空。好心人劝他随风入俗,“不送金银,送些土特产品也行啊!”。他举起袖子笑笑说:“你看,我这不是带去了两袖清风吗?”并口占《入京》诗一首:“手帕蘑菇及线香,本资民用反为殃。两袖清风朝天去,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“两袖清风”的成语便由此而来。“夺门之变”于谦遭诬陷被杀,抄家时,竟“家无余财”,实现了自己“要留清白在人间”的誓言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以《青菜图》自励的徐九思

    明代廉吏徐九思,40岁踏入仕途,初任句客知县。他在句容任职9年,清正廉洁,勤政爱民。百姓都知道,“勤、俭、忍,徐公三字经也”。他在居室中堂挂了一幅《青菜图》,旁书:“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,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。”并以此自励,“平生不嗜肉,惟啖菜”。他自己常说:“俭则不费,勤则不堕.忍则不争,保身与家之道也。”县衙有个大园圃,以往因县吏忙于盘剥百姓,任其荒芜。徐九思“躬率吏卒,辟治芜秽”,种植蔬菜瓜果,饲养禽畜,于池塘里养鱼,以改善生活。徐九思爱护百姓,遇到灾年,按旧例救济粮要全数平价出售。但他深知,此时平民早已无钱,平价卖粮只便于富户囤积居奇。他亲自监督,用救济粮于衙前施粥,救活了无数人,抑制了豪强。徐九思乐道安贫,不求名利,不与官场奔竞之风同流合污,触犯了上官。一次,府尹找了个借口要将他调离句容。百姓闻讯,数千人去见府尹说:“微徐公,吾曹只有填沟壑而已!”此事惊动了吏部,经派员查实,便调走府尹,让徐九思留任。后来,徐九思因不顺从大贪官赵文华而离开官场,句客百姓专为徐九思建祠纪念。他死后,消息传到句容,虽然他调离已 35年,百姓到徐九思祠拜祭的仍成千上万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糟糠之妻不可弃

    刘戬,江西安福人,明代著名清官。成化年间,参加科举考试,荣登榜眼,被选入翰林院供职。这时,有人对他说:“现在,你已经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了,必将担当大任,前途不可限量。可你老家的妻子已经双目失明多年,无论从国家大事,还是从家庭琐碎小事来说,她不仅帮不了你什么忙,而且只会给你增添麻烦。为先生今后着想,你还是另选一名贤妻吧!”刘戬听后,淡然一笑,说:“自古有句俗话,叫做‘糟糠之妻不可弃’。况且为官之道,贵在克己奉公,以效下民。我岂能行此喜新厌旧的不仁不义之事,若此,则愧对万民!”此言一出,很快就传遍朝野,满朝上下,莫不称道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唐侃备棺拒贪官

    唐侃,江苏丹徒人,自小刻苦求学,品行端正。明正德八年(1514年),唐侃乡试中了举人,授为永丰知县。他赴任时不带妻子,与书童一起生活,青菜豆腐,粗茶淡饭,生活很俭朴。久而久之,当地人都信服他清正廉洁。此后,唐侃升任武定知州。一次,朝廷清理军籍,按规定有1.2万人要去充军。武定一共3万人口,如果按规定派遣,就空了半个州。唐侃如实报告情况,据理力争。其时朝廷又筹划迁移州境上的居民去服河工的劳役,唐侃再次向上进言,陈明不宜把百姓的财力掏了去填河沟。这两条意见都得到采纳,从此,武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明章圣皇太后死后远葬承天,出殡队伍所到之处,太监内官们大肆勒索金钱,声言不办供张者处死。有财力的地方官送钱保命,擅长拍马的官员乘机搜刮,没钱的州县官吏大多逃走。唐侃预先准备了一个空棺材,殡仪经过时内官们索要急迫,唐侃就把贪官们领到棺材旁,指着棺材说,“办吾一死,金钱不可得也。”贪官们惊愕无奈,悻悻而去。明代贪贿成风,大气候不洁,唐侃在“官以钱得、政以贿成”的官场中恪守道德,保持了节操,堪称是“真名士自风流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拒礼名胜“却金馆”

    何文渊,江西广昌人。明宣德五年出任温州知府。他在任六年,勤政爱民,为官清廉,政绩卓著,深得百姓敬重和爱戴。在任期满,他要回京复命,离任时居然连一顶轿子也雇不起。为了不惊动百姓,他身背一个行囊,悄悄踏出府衙的大门。殊不料,刚出大门,就见温州百姓万余人已在夹道为他送行。此情此景,他两眼湿润了,遂赋诗一首,表达了自己的情感:“作郡焦劳短鬓蓬,承恩又侍大明宫。行囊不载温州物,唯有民情满腹中。”于是,他离开温州步行赴京。一天傍晚时分,他来到丽水一个名叫刘山铺的小山村。这时,温州五县民众派代表日夜兼程,抄密林小路赶上何文渊,说:温州百姓闻知何公离任起程,见何公囊中羞涩,纷纷解囊筹金,特资盘缠。话毕,当众奉上了一大笔礼金。何文渊推辞不下,只好暂且收下。第二天一大早,他弃礼金于驿站,没向任何人告别,又悄悄起程了。这令住驿站的人们十分感慨,其中一位士人在墙壁挥毫写下了“却金馆”三个大字,以志何公人格。从此,刘山铺村就成了“却金馆”村,现已成为丽水众多名胜之一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不为身计的董三泉

    明朝廉吏董三泉为官十几年,只穿一件青布袍,一双皮靴。由四川西充令升任蓬州太守,赴任前,儿子们请求道:“您一生的志节,我们能够谅解。但是,您老人家年事已高,四川那里又盛产优质木材,可以准备一些,待你百岁后(死后)自用。”他答道:“好吧”。后来董三泉退休还家,儿子们前去迎接他,顺便问道:“先前所说的好木材,是否准备好了?”他回答道:“听别人说,杉木比不上柏木”。儿子们惊喜道:“那您准备的一定是柏木了?”他微笑道:“我带来了一些柏树子,种下将来就可以得到柏木了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黄金难换腐儒贫”的李汰

    明朝时李汰,文章颇有功夫,受到朝廷重用。虽身居要职,在钱财面前毫不动心。一次,他赴福建主持秋闱考试,李汰抵闽后,许多考生连夜纷纷上门行贿通路子,被李汰一概拒绝。第二天,在科场的门上,高悬着一幅大匾,上面题诗一首:义利源头识颇真,黄金难换腐儒贫。莫言暮夜无知者,怕寒乾坤有鬼神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郭汝霖拒赠

    郭汝霖(1510-1580年),今江西省永丰石马人。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中进士,历任吏科给事中,刑科给事中、少卿、府丞、太常卿。

    明嘉靖三十八年(1559),适逢琉球国(今日本)国王请封,郭汝霖被任为正使,朝廷赐给他玉带、一品官服,奉国书前往琉球国。按以往贯例,凡出外国的正、副使者可各乘一船,带黄金千两以备途中之用。可郭汝霖为官清廉,克己奉公,为节省路费,与副使同乘一船,飘荡大海,途中险阻重重,他却毫无恐惧,置生死于度外,第二年才到达琉球国。琉球国国王获封后,特铸造精美马蹄形黄金40两赠送给郭大使,郭汝霖却婉言谢绝不受。回朝复命时,琉球国使者将郭汝霖辞谢赠金的情况转告皇帝世宗,世宗听了非常高兴,多次在朝廷官员中赞扬郭汝霖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,其行为表现了大明王朝使者的风范,连声赞曰:“一崖,清官也。”特赐给白金、贮丝以资表彰。

    竖年,朝廷命他督修通州海城,众官员都说,修该城非耗金20万两不可。汝霖到达通州后,亲自四处察看,掌握第一手资料,然后精心规划,实行定时定量定费,仅半年时间,通州海城修复一新,而且全部费用仅用3万多两。朝廷官员甚感惊奇,问汝霖“有何奇招”,汝霖说:这有何奇怪!我不过能禁止经办此事的官吏从中渔利罢了,做到钱不乱花,将钱实实在在的用到工程上。皇帝为奖赏汝霖督察有功,被提升官俸二级,升任大理少卿,后又升为南京太常卿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曹鼎不可

    明朝有个叫曹鼎的人,他年轻时当过山东泰和典史。在一次捕捉盗贼时,抓获了一绝色女子。押解途中,天黑了,在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的情况下,曹鼎和那个女贼就住在了一座无人的破庙里。夜间,那个女贼频频以色相勾引曹鼎,曹鼎为挡住女贼的诱惑,就用纸写了“曹鼎不可”四个字贴在墙上,警诫自己,一晚上写了撕,撕了再写,如此反复多次,直到天亮。曹鼎以坚强的信念保住了自己的操守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豆腐汤尚书”汤斌

    汤斌,河南睢县人。清顺治十二年,汤斌出任陕西潼关道。为不扰地方百姓,他用官俸买了三头骡子,一头驮着两副破旧被褥,一个竹书箱;主仆二人各骑一头,像穷书生赶考似的到了潼关。上任不到3个月,潼关各州县的土豪劣绅就不敢再作恶,百姓则安居乐业。康熙二十三年,汤斌出任江苏巡抚。江苏乃丰腴之地,贪贿之风盛行。汤斌到任后,立志刷新社会风气。他特地找来司道开诚布公地说:“我不要你们的钱,你们不准要知府的钱,知府不准要州县的钱,州县不准要百姓的钱。我不容一粒耗子屎,坏了一锅粥!”在江苏,汤斌处处顾念百姓利益,深受江苏人民的爱戴。两年之后,汤斌高升礼部尚书,离任之日,苏州百姓罢市三日,塞道遮留。汤斌一生为政清廉,政绩卓著,但生活十分清苦,平时采野菜供膳,每餐必有一味豆腐,因而他有一个看似戏谑、实为敬重的外号——“豆腐汤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清官第一”于成龙

    于成龙山西永宁人,顺治18年任广西罗城知县。罗城“偏处山隅,峦烟瘴雨”,北方人若去,“生还者十不一二”,亲朋劝他莫往,他说:“吾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,誓不昧‘天地良心’四字。”当时,罗城县衙皆为茅屋,院中长满荒草中堂。于成龙推土石为几案,在柱下支锅做饭,与百姓有盐同咸,无盐同淡。百姓见他清苦,便凑钱给他,他谢绝说:“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,一如我受。”于成龙从穷乡僻壤调到商贾云集、“遍地是钱”之地,依然清廉自持。他任四川合州知府,“仅畜一羸马,以家仆自随”,并对以土特产“孝敬上司”的陋习,一概革除。康熙17年(1678),于成龙调任福建按察使,发财易如反掌,他却说“节操棱棱还自持”。外国商船靠岸后,按惯例送他礼物,他一概“摈斥”。他的住处但见一只竹箱、两口铁锅,“文卷书册数十束,此外却无一物”。康熙19年,于成龙调任直隶巡抚。他深知,身为官吏,光洁身自好还不够,必须敢于铲除邪恶,将一批豪强大盗绳之以法,直隶被治理的井井有条。康熙22年,68岁的于成龙病死在江南、江西总督任上。临终前,他私人财物只有“一袭绨袍,几罐盐豉”。百姓闻其死讯,“罢市聚哭,家家绘像奠祭”。康熙褒奖他为“清官第一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操守极清”的张伯行

    清代康熙年间清官张伯行,以清正廉明名闻朝野,誉满江南。他赴任江苏按察使时,按惯例,得向总督、巡抚馈送币礼,约合银子4000两。这是腐败积弊,被张伯行严加拒绝。他说:“我为官,誓不取民一钱,安能办此?” 拒绝送礼,因而得罪了总督和巡抚,常受到他们的排挤。

    第二年正月,康熙皇帝南巡到达江苏,在苏州谕令总督和巡抚举荐贤能的官员。在举荐的名单中康熙皇帝没有看到已闻名朝野的张伯行,就对总督、巡抚申斥道:“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,是个难得的栋梁之才,你们却不举荐!”说完又转向张伯行:“朕很了解你,他们不举荐你,朕举荐你。将来你要居官而善,做出些政绩来,天下人就会知道朕是明君,善识英才;如果贪赃枉法,天下人便会笑朕不识善恶。”康熙当场破格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。张伯行任福建巡抚,见衙署中帷幕都是锦绣,器皿都是金银制作,一问,才知这是由百姓摊钱置办的,便悉数撤除破陋习。康熙中叶,贪贿舞弊之风渐盛。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,即发布檄文,严禁馈送。他说:“一黍一铢,尽民脂膏。宽一分,民即受一分之赐;要一文,身即受一分之污。”康熙50年秋,张伯行不顾身家性命,上章弹劾两江总督噶礼科场受贿案,朝廷将张伯行与噶礼都免职。张伯行离去时,士民扶老携幼送行,并献上果蔬,哭着说:“公在任只饮江南一杯水;今将去,无却子民一点心!”不得已,张伯行收下豆腐一块、菜一束。次年春,审讯完毕,张伯行回到苏州听候结果,一路上,数万人集于江岸迎送。后来康熙降旨:张伯行留任,噶礼革职。消息公布,士民欢声如雷,皆写红幅于门旁曰:“天子圣明,还我天下第一清官。”张伯行一生“操守极清”,正如他给康熙的奏疏中所说:“臣虽历官巡抚,而服食、起居未脱寒酸故态。”

     

     

    一介不取的张鹏翮

    清代廉吏张鹏翮,四川遂宁人。康熙九年进士,官至大学士。他任兖州太守时,居官“不受官属一钱,不取民间一物”。当时,科场考试舞弊严重。康熙帝说,只有“择一清官以司学政”,才能革去弊端。为此,张鹏翮当了江南学政。他铁面无私,严于查访,康熙称赞说:“卿非常清操,朕甚敬重。”康熙三十七年,张鹏翮当了刑部尚书。因为他公正廉明,“不避权贵,人皆惮之”,所以凡有大案都派他查处。四川陕西总督吴赫等侵蚀挪用百姓的粮食和银两,康熙又命张鹏翮去查处。他秉公执法,严惩贪污,督抚以下有违法者皆按律治罪。康熙对他的公正廉明很赞赏,说:“张鹏翮前往陕西,朕留心察访,果一介不取。天下廉吏,无出其右者!”后来,张鹏翮当了吏部尚书,全国官吏的升迁调补,均有吏部掌管。为了对付说情、请托之人,张鹏翮在自家厅堂上树了关公像,旁有周仓持刀侍立。凡有亲朋说情请托,他便指着塑像说:“关圣帝君在上,岂敢营私循隐!”“周将军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很锋利,你不惧怕吗?”他借人们敬畏神灵的思想,消除其邪念。张鹏翮为官50余年,“终身一茧衾,食无兼味,亦无田庐。有书楼数间,荒田数亩而已。”

     

     

    张清烙檄文禁馈赠

    清朝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清官”的张清烙,从来不受属下分文赠礼,因此备受康熙皇帝的称赞,晋升为福建巡抚。到任以后,一些僚属门生,至亲好友,纷纷携礼前来祝贺,都被他严词拒绝。但送礼者仍不乏其人。为杜绝送礼者,张清烙便写了一篇《禁止馈送檄》张贴在巡抚署衙门外:“一丝一缕,我之名节,一厘一毫,民之膏脂。宽一分,民受赐不止一分;取一文,我为人不值一文。谁云交际之常,廉耻实伤,倘非不义之财,此物何来?”一些送礼者本报希望而来,但看到此篇檄文,不敢自讨没趣,均悄然离去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双肩明月”的王尔烈

    清代廉吏王尔烈,关东辽阳人。他有才而廉明,博得“双肩明月”的美誉,嘉庆帝称他为“老实王”。有一年,他从江南主考回京,嘉庆问:“老爱卿家境如何?”他答道:“臣家有茅屋三间,里面半藏农器半藏书;还有薄田数亩,那是一望春风一望雨啊!”嘉庆欢喜地说:“老爱卿为官清廉,朕是知道的。这样吧,你去安徽铜山掌管铸钱,在那里任职三年,也许你就富有了。”历朝历代,掌管铸钱最是肥缺。王尔烈上任一晃三年,任满回京。嘉庆问:“老爱卿,这回可度余年了吧?”王尔烈笑笑说:“臣依旧一无所有。”嘉庆说:“此言未必是真吧?”王尔烈也不争辩,当即从袖筒里甩出三枚铜大钱,个个磨得锃亮。原来这是铸钱的样钱,他每天拿着它们去检查铸钱质量,时间久了,都磨得溜光。嘉庆见状,称赞说:“老爱卿清廉如此,真可谓老实王啊!”王尔烈告老还乡后,嘉庆下令在辽阳为他建了一座翰林府,但他把正厅作了义学,自己只住偏房。数年后,他的一位学生从京城来看望他,见他的夫人尤氏正在织布,又见室内空无长物,便问:“我老师家境为何如此寒酸呢?”尤氏答道:“你老师一生非法不为,非义不取。他那点俸禄不够用,所以我就得织布,自食其力。”嘉庆得知后,降旨拨钱让他赡养晚年,但他用这些钱办了义学,直到去世。

    “对联廉吏”姚步瀛

    清朝同治四年,姚步瀛在浙江慈利县当县官。他上任伊始,挥笔写了一副对联:“举动即愆尤,常恐己过不闻,获戾于朝廷百姓;官民多壅隔,安得下情上达,推恩如父子一家。”命人贴在大堂两边的柱子上,以此勉励自己为官要清廉,多为百姓做实事。姚步瀛访三老,察民情,减免租税,发展生产,兴办学校。经过两年治理,老百姓安居乐业,对他十分感激。一次,一群乡民带着土产品来县衙道谢,只见客厅挂着一副对联,写的是:“百里才疏勤补拙,一官俸薄俭养廉。”众人看了更加钦佩,非要见上姚步瀛一面不可,师爷推托不过,只好领着大家来到县衙后的菜园里,见一位穿着打补丁衣服的人正在低头干活,这人就是姚步瀛。乡亲们一定要姚步瀛把土产品收下,姚步瀛哈哈大笑说:“东西大家带回去,待本县下乡时到各家分享,听听大家对治理地方的高见,岂不是一件高兴的事。”有人看到姚步瀛衣裳单薄,心疼地说:“大人现在天气冷,千万别穿得太薄呀!”姚步瀛指着墙角边那凌霜怒放的菊花和几株梅花,深情而又诙谐地说:“多谢关爱。淡如秋菊何妨瘦,清到梅花不畏寒。”姚步瀛经常用对联告诫自己,规范自己的从政行为,人们都尊称他为“对联廉吏”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杖妻拒贿的侯鸣珂

    清同治二年,陕西孝义厅(今柞水县)阴雨两月,庄稼霉烂,收获不足一成;同治三年,又遇蝗灾,食尽田禾。孝义厅户户断炊,外出讨要。就在艰难之时,同治四年春,侯鸣珂调任孝义厅抚民同知。到任后亲写呈文,报灾于抚台,请求赈济。粮食到厅后,他又赶着骡马,将粮食送往乡下。厅衙小吏余言吉,不甘忍受无油粗饭,向一百姓勒索了10斤猪油,自食5斤,将其余5斤暗送侯鸣珂夫人杨芝香。鸣珂得知后大怒:“刮民脂膏,如杀我父。百姓倒悬,尔等安享清福,不堪造就。”当即将余言吉削职为民,并令其妻杨芝香将5斤猪油还给百姓,并以受贿罪杖四十。杨芝香当场声泪俱下,后悔莫及。侯鸣珂怒斥其妻:“知过并非无过,不杖股四十,尔不会以此为训。”衙役听罢,只得按鸣珂的命令,打了侯夫人四十大板。在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的封建社会后期,侯鸣珂却出污泥而不染,清廉从政,杖妻拒贿,深受百姓赞颂,他离任时,百姓送“仁德如春”大匾,近万人含泪相送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清廉俭朴的林则徐

    清代爱国大臣林则徐,先后做过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巡抚、总督等要职,两次被皇帝任命为“钦差大臣”,但他始终保持着俭朴清廉的作风,这从他发出的两道“传牌”可见一斑。针对官场陋习,他赴任就职前,总要先发出一道“传牌”,告诫沿途官府。1820年,他任湖北布政使,由襄阳赴省城发出的《传牌》,云:“伙食一切,亦已自行买备,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。所属官员,只在本境码头接见,毋庸远迎。”若有违反,“该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,不得稍有徇纵”。1830年,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,行前,向广东省发出的《传牌》,云:此行“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,惟顶马一匹,跟丁六名,并无前站后站之人”,“所有尖宿公馆,只用家常饭菜,不必备办整桌酒席,尤不得用燕窝烧烤,以节糜费。此非客气,切勿故违。至随身丁弁人夫,不许暗受分毫站规、门包等项。需索者即需扭禀,私送者定行特参。言出法随,各宜遵懔毋违。”从《传牌》令可看出,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,一不准下属远迎;二不准摆酒席;三不准索贿受贿。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,确实值得称道。他一生为国家、百姓办实事,从不为个人争名利,也不置什么家产。他说:“子孙若如我,留钱做什么?贤而多财则损其志;子孙不如我,留钱做什么?愚而多财益增其过。”后来,他的三个儿子分家产时,每人只分得6000串钱,对于一个任封疆大吏十余年的高官来说,这笔钱少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官清若竹、 爱民若赤的郑板桥

    郑板桥(1693--1765)名燮,字克柔,号板桥,江苏兴化人。44岁中进士,居家候官4年,后被任山东范县令。

    到任后,他常常不坐官轿,身着便服,脚穿草鞋,下乡察访。无论去哪里,不许鸣锣开道,不许打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的牌子。夜间查巡,他只许写有“板桥”二字的灯笼引路,不许惊扰百姓。

    任范县县令5年,因政绩显著,后调任潍县令。潍县临海,有渔盐之利,有“小苏州”之称。郑板桥依旧清白为官,爱民若赤,以“安黎元、济苍生”为己任。贫家寡妇之子上学无钱买书本,他便解囊相助;孩子遇雨放学不能返家,他留下管饭。任潍县令7年间,5年遭遇水旱蝗灾。面对遍野哀鸿,他一边申报朝廷请求赈济;一边以工代赈,兴修城池道路,使饥民就食。他还责令邑中大户轮流在道边施粥,以救济人命。自己常常节衣缩食,捐出官俸。灾害最危急时,他不等上面批准,就开仓放粮,让百姓凭条借出,至秋后归还。秋后灾情未减,他又当着百姓的面,把借条付之一炬。当时,郑板桥的书画已很著名。山东巡抚包括前来求画,郑板桥就画竹相赠,题诗一首,表达他的爱民情怀:

    衙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。

    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

    郑板桥心系饥民,千方百计救灾,反复呈请上司拨粮救急,惹怒了上面的大员,屡遭打击,还被扣上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。为此,他愤然辞官,时年60岁。离开时,潍县百姓倾城相送,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以画告别潍县父老,并题诗相赠:

    乌纱掷去不为官,囊橐萧萧两袖寒。

    写取一枝清瘦竹,秋风江上作鱼竿。

    郑板桥回扬州居住,生活仍较贫寒,过着“聊凭卖画佐朝餐”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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